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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配资平台她决定整合这些研究资料

“吃瓜”、嗑CP、传八卦——为什么人人喜欢八卦，但一转身又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八卦？八卦不就是传来传去的家长里短吗？为什么八卦消息贩卖产业还能做大做强，成了专门的“娱乐新闻”？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闫岩是“85后”，闲暇放松方式之一是看各种娱乐和综艺节目。她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个普遍存在、大家习以为常，但充满争议也非常有意思的传播现象——讲八卦。闫岩从这个被国内学者忽视的传播现象入手，综合人类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梳理和分析了八卦和八卦新闻的发展史，写成《娱乐新闻小史：从讲文化到流行新闻的诞生》。

闫岩说，希望通过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研究，挖掘“常人研究”的价值，“那些被视而不见的人间平常事里，同样蕴含着人类社会更本真的意义”。

历时12年写成的“娱乐八卦史”

闫岩在《娱乐新闻小史》后记里说，这本书虽然是无心插柳的成果，背后却有长长的一段故事。

1985年出生的她，接触八卦的最早时间段可以上溯到读小学期间。那时，她在家偷看父母买回来的各种地摊文学，尤其是封面上醒目印着某某政治人物的各种“秘史”，极大刺激了闫岩对高不可攀的大人物的好奇。读中学期间，闫岩喜欢去书报亭买盛极一时的《当代歌坛》杂志，上面刊登着国内外当红歌星的各种最新动态和八卦新闻，她可以及时了解到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动态。在本世纪初那个全民追星的年代，闫岩也追着看了很多期《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等综艺节目。

后来，闫岩去美国亚拉巴马大学读传播学博士。当时学业压力很大，每天她的大量时间都花在看各种论文，从清晨持续到午夜。闫岩说自己本来是个生性“怠惰”的人，但那时必须全力以赴，否则没法应付那么多的课程、作业和论文。“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看谢娜主持的《快乐大本营》。”追剧太耗时间，综艺节目比较起来时间短、节奏快，随时打开就能看，还能马上得到快乐，“在跟着谢娜一起哈哈哈大笑的过程中，学业压力得到释放”。

2012年的一天，闫岩像往常一样打开iPad刷“天涯论坛”八卦版，突然看到一个名人专访。记者问那位名人，为什么对其传得沸沸扬扬的某条私人八卦可以沉默长达十年。那位名人回应说，媒体的热点总是稍纵即逝，自己即便回应了，也不过占据一个星期版面后就被人遗忘，但代价是自己要付出隐私，权衡之下觉得不值得，因此对坊间流传的关于自己的八卦传闻，索性不回应。

“看到这条八卦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脑壳都被点亮了！因为这是一个天然的选题——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娱乐新闻在大众视野中的停留时间？是咖位吗？异常性吗？当时是否有其他竞争性热点？是否有水军下场？我现在还能隐约回忆起十年前那一刻的快乐，那种被灵感激荡的充盈。”闫岩在后记里这样写道。只是当时她忙于准备博士论文，没有时间去研究八卦新闻的传播，也不敢拿“八卦”这个“不务正业”的题目作为自己学术入行的敲门砖，只能把这个感兴趣的研究话题暂时搁置一旁。

后来，闫岩做的灾难传播研究取得不少成绩，她也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任教，但“八卦之心不死”，始终在闲暇时间关注着八卦现象的传播，前后抽空看了240多篇涉及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词源学等不同学科对八卦的研究论文，以及多本专著。最后，她决定整合这些研究资料，以八卦新闻为主线，通过介绍不同学派、不同学科围绕着八卦及其衍生问题的各种论述，形成一本国内学者没人写过的专著《娱乐新闻小史》。

从研究方向灵光乍现，到最后成书出版，“小史”的书名看似取得轻巧，前后却历时12年。

“常人研究”背后被忽视的价值

仔细分析会发现，社会对八卦相当矛盾。《水浒传》里，好汉朱贵经营的酒店肩负打探各种消息的重任，这种有意搜集八卦的行为被梁山好汉嘉奖。但在很多名人回忆录里，他们说到从前世家大族的家教，共同的一点是孩子从小被教育不得随意臧否人物，否则就是没教养。

“我们对八卦有种病耻感，因为传统教育总是要把人性化的一面修剪掉。”闫岩说，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八卦只是一个平常的、普遍的、不需要掖着藏着的人类行为，八卦是人性的一部分，“八卦总是关乎琐碎的日常，它满足的不是人们名垂青史的雄心、建功立业的壮怀、报仇雪耻的快意”。

讲八卦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负面和不登大雅之堂，梳理各种研究可以发现，八卦背后有丰富的内涵，“八卦的交换价值类似于货币，取决于其即时性、稀缺性、准确性”，八卦也带有社交属性，“一个长期只听不说八卦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尤其是“谁人升迁、谁人失势、空降上司隐秘的社会关系、某项规定出炉背后的复杂博弈……这类八卦实际上是披着八卦外衣的生存性信息，是个人生存环境的构成部分”。

闫岩总结，归根结底，人们热衷传播八卦是因为，信息是一种资源，对资源的掌握和分配是权力的基本表现形式，占有和传播八卦，是彰显个人资源性优势的一种手段。“人不应该以谈论八卦这样的人性为耻，也不应当追求对人性的完全‘净化’。我研究八卦的目的是为了将其祛魅、祛魔化，在人间烟火里去重新认识一个普通的人类行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功能和价值。”

闫岩的这一研究目的，也与近年来国内出现的注重日常社会史和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趋势相呼应。比如去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张仲民教授出版了新书《弄假成真：近代上海医药广告造假现象透视》，以晚清上海报刊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的医药广告为切口，研究里面的假广告现象，重新拨开虚虚实实的历史迷雾，从近代中国身体文化与消费文化视角，看医药广告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

闫岩说，如果要谈及自己这样的学术兴趣转变带来的思考，就是再次说明“常人研究”的价值，“不是追求重大性、严肃性、边缘性、猎奇性，而是关注普通性、普遍性、平凡性、日常性”。

网红文化对公共生活的影响

2022年，闫岩在对《娱乐新闻小史》初稿做最后一次大改时，增加了5万多字，用来谈娱乐八卦新闻中特别吸引眼球的影视明星、真人秀明星和网红。针对互联网上尤其吸引眼球的网红，闫岩认为他们是在传统明星、名人难以满足受众需求时出现的“平民名人”，是一种快消“平替”。

李子柒发布各种做农活和做美食的视频；疫情期间，刘畊宏在直播间带着大家一起健身；50岁阿姨苏敏通过自驾游逃离窒息的婚姻……网络上，各种网红都以自己的短视频为阵地，吸引大量粉丝，形成影响力，借此实现商业变现。

对于网红在视频中的各种表现，闫岩提出一个新概念“表演性真实”。“我之所以提出来这个概念，是因为它源自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接受不了网红真实性的‘塌房’？”闫岩说，明星塌房事件我们见过很多，体育巨星“老虎伍兹”在他当红的时代桃色新闻缠身，但只要伍兹保持业务能力在线，丑闻并不妨碍他的巨星级地位。但网红就不行，乔碧萝殿下只是“掉了个马”，滤镜没有开，真实相貌不小心被网友们看到后，整个职业生涯就塌掉了，从此在网络销声匿迹。这些反差指向一个问题——当我们看网红的时候，看的是什么？

闫岩解释，网红的核心生产力是真实性。比方说最近塌房的“王妈”，很多网友喜欢她，是觉得她在短剧里以“打工人”的完美嘴替形象出现，结果没想到“王妈”其实就是资本，现实身份与网友想象差距如此之大，网友自然无法接受。“所以人设其实是一种经济产品，它是受众集中购买的这个东西，凝聚在承载体上所形成的集中化的标签。”

针对层出不穷的网红和无孔不入的网红文化，闫岩在《娱乐新闻小史》中也谈了她的担忧。她认为，网红逻辑在向社会领域“殖民”，催生一个“公共自恋的时代”，每个人都开始寻求公共注意。“比方说我到一个城市去旅行，本来是应该跟这个城市偶遇的，但现在不是，我是要去打卡，我是为了发朋友圈，通过美颜、打卡、晒娃、秀恩爱等方式获得不同程度的他人凝视，为了这种公共自恋来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跟情侣相处、过节、教育孩子……”

闫岩指出，更重要的是，网红文化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网红是围绕着人的职业，当我们成为‘家人’的时候，家就是一个讲情不讲理的地方，所以我只要支持‘哥哥’就可以，不管‘哥哥’是对还是不对，当这个逻辑浸润久了，会反噬公共逻辑。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里，很多网友已经不允许有中心地带了，大家更关注‘你到底帮谁？’‘你到底站谁？’‘你到底是不是我们这队的？’当网红文化形态存在10年、20年后，就会影响一代人如何进行公共参与、如何界定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