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典当行业发展繁荣，尤其是在乾隆时期，京城的当铺数量一度达到700家之多。典当不仅是当时最具盈利性的行业之一，而且门槛相当高，普通人若没有背景或人脉，很难涉足这一行。本期文章将与各位一同探讨清代的当铺行业。
典当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时期。在清代之前，朝廷对于当铺的管理并不严格，但到了雍正六年后，开始规定开设当铺必须向官方申请经营许可证，并且每月向朝廷缴纳税款。随着行业的逐步发展，典当的种类和形式也不断丰富，分为私人经营的“私典”和具有官方性质的“公典”，此外，还有一些半官方性质的当铺，其背后常常由王公贵族操控。例如，清代皇子成年分府后，皇帝通常会赠予他们钱庄或当铺作为私产。
从本质上看，典当业务就是一种通过抵押贵重物品来放高利贷的方式。当时人们若是遇到急需用钱的情况，可以把珠宝首饰、文物、衣物器具等贵重物品抵押到当铺，以此换取现金。不过，典当是一个非常吃亏的买卖，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很少有人会选择将贵重物品抵押给当铺。因为除了要在到期时还本外，典当者还要支付高额的利息。利息有时为月利二分，也有二分半或三分的，最高不能超过三分，否则就算是违法。但即使是月利二分，年利也达到了24%，如果你典当100两银子，按照年利24%的计算，一年后赎回时需要支付124两，甚至更多。这个利率显然比现代银行贷款高得多。
展开剩余70%清代的当铺设有明确的期限，最短的仅有两年，最长则为三年。如果到期后无法赎回物品，则成为“死当”，这些物品便归当铺所有。对于当铺而言，如果所有典当物品都能按期赎回，利润自然可观，但如果发生死当，他们则往往大赚一笔。为了降低风险并获取更高的利润，当铺通常在估价时采取保守策略，低估物品价值，并通过一些“行话”来压低抵押品的价值。
例如，在《大宅门》中，老七曾将一件上等皮袄拿到当铺去典当，掌柜大声喊道：“虫吃鼠咬、光板无毛，面儿糟里儿破皮袄一件！”这种行话的目的正是为了让当铺以最低的价格收取抵押品，同时减少对当铺的责任。如果典当物品因管理不善而损坏，掌柜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急于借款的典当者，往往不再计较这些细节。
清代的当铺还有一些明确的规定，称为“三不当”。这三项规定分别是：“神袍戏衣不当”，防止死人的寿衣被拿来典当；“旗锣伞扇不当”，主要是指那些拿琐碎物品来开玩笑的人；“低潮手饰不当”，则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低劣物品流入当铺。
在典当的实际操作中，当铺会为典当者开具一张当票。这张当票一般由柔韧的桑皮纸制成，印刷有当铺名称、典当物品的名称及数量、典当金额、典当日期等信息。这些内容通常是手工填写的，而典当期限等信息则事先印在票上。由于当铺的盈利能力极强，很多王公贵族、内务府官员甚至太监都纷纷投资开设当铺，借此攫取更多财富。由于他们的官方背景，这些当铺的竞争力自然远高于普通的民营当铺。百姓们往往更愿意将物品拿到这些由官员掌控的当铺，因为即使当铺关闭，他们也能找到合适的渠道进行赎回。
从乾隆年间起，京城以及各大省会的当铺背后，很多都是朝廷官员经营的，其中很多为内务府官员。许多人利用职权和贪污受贿的银子投资开设当铺，借此对商人和百姓进行剥削。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和珅，这位清代最著名的贪官，他所拥有的当铺超过了数十家，每家本银数万两，可以说其财力极其雄厚。后来，这些当铺被嘉庆帝收回，一部分收入进入内务府，另一部分则分给了和珅的亲族。
然而，随着清末银行的逐步建立，典当行业开始逐渐衰落。尽管如此，在民间，典当依旧保有一定的市场份额。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典当行业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过去的一个记忆。
通过对清代典当行业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典当不仅是一个充满商机和利益的行业，而且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它的历史已经结束，但它所承载的经济现象和文化背景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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